1936年6月，美国记者斯诺突破当局的重重阻止，进入陕北苏区采访，写出了誉满天下的《红星照射我国》(中译著名为《西行漫记》)，在中外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应。可是许多人不知道的是，斯诺以一个西方记者的身份可以进入陕北苏区采访，与张学良有着亲近的联络；更少有人知，在《红星照射我国》和《西行漫记》出书之前，还还有一部中译著名为《外国记者西北形象记》在国内出书发行《外国记者西北形象记》的出书发行，比英国戈兰茨出书公司出书的英文版《红星照射我国》早6个月此书在北平一经出书，便敏捷传遍大江南北，又先后在上海、陕西等地被隐秘翻印，广为传达。这本书的多种版别均被政府列为。这部《外国记者西北形象记》(以下简称《形象记》)的出书发行，更与王卓著以及他的儿子王福时有着直接的联络。

  据王卓著年谱记载，1936年6月斯诺先生赴陕北苏区采访之前，于1936年5至6月间，他两次由北平赴西安、洛川晋见张学良，之后便回北平，由东北大学去职，预备出国考察。其间，王卓著没有去过陕北延安或陕甘宁边区是清楚明了的。不过斯诺的陕北之行确实得到了张学良的详细协助和安排。

  1991年5月，美国华美协进会为张学良90大寿举办祝寿宴，张学良的亲属、老部下和老朋友纷繁赶到纽约参与这次盛宴。现已垂暮的斯诺第一任夫人海伦斯诺闻讯，专门写了一封贺信，派人送给张学良将军。信中特别强调，假设没有张学良的协助，他们配偶当年不或许企图冒险去延安。

  据斯诺在《形象记》中介绍，他是于1936年6月从北平乘平汉线火车到郑州，然后转陇海线抵西安的。这之前，中心已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谈判，刘鼎作为的代表常驻西安。继之，4月9日张学良又与周恩来在延安谈判，就赤军和东北军在抗战中所背负的职责、对日作战的战略、两军各不相犯、互相协助和经济互易商货等问题进行了评论，并达成了相应的协议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以及东北军的这些隐秘改动，使斯诺一向苦恼、无法施行的采访“红区”的方案，变成为或许。远在北平的斯诺是怎么得知这种极为秘要的音讯的？代为联络的人又是谁呢？由于考虑其时的政治形式，斯诺在书中没有泄漏。可是，能确认的是，斯诺获得通行证，从“白区”顺畅进入“红区”，是得到张学良将军许诺的由于那时尚在西安事故之前，正值蒋介石命令西北赶紧剿共的时分。据新弥补版《红星照射我国》一书也可得知，斯诺从西安动身到延安，与兵士一同乘坐的货车，便是张学良将军所供给的。

  王卓著与他的儿子王福时与斯诺配偶在北平早就熟识，而王卓著又是张学良极为倚重的密切帮手。斯诺到西安拜访张学良将军，并得以进入陕北苏区采访，王卓著作为斯诺和张学良二人的朋友，从前代为介绍联络，或许有之。

  我希望趁您回想尚好的时分赶快出书一本自传，由于这一段是本世纪我国前史最主要的关节之一，从1931年日本接收，引起1936年的方针改动，到第2次世界大战整个阶段。你的许多东北同乡常来咱们北平的居所，如东北大学校长王卓著先生和他的儿子。咱们在北平有许多东北朋友，那时北平的家经常是支撑你的人聚会的中心。

  1937年“七七事故”后，铠甲厂斯诺的家就变成暂时的难民庇护所，许多逃避日军逮捕的抗日人士都藏到他们的家里，其间就有王卓著。(其时正在北平看病)也是在斯诺配偶的保护下扮装乘火车到天津，进入英法租界，再搭船南下的。

  七月七日迸发卢沟桥事故，战事突起，到了7月28日，南苑失守，赵登禹阵亡，日本人行将入占北平城。咱们这个抗日小集团，为了免遭日寇棘手，采纳紧急措施，《东方快报》与《交际月报》全体人员发给双薪及路费，各觅安全方法，约定在天津租界调集。平津火车已断，我的家人早去天津，我避到东交民巷美国记者斯诺家里，许多重要名贵的抗日文件与材料，也藏到他那里。在他家住了两星期，到8月15日，我与斯诺同去天津。我有一只很名贵的手枪，是汉卿先生赠我的留念物。斯诺说他将再去陕北采访，我请他将手枪代赠给毛主席，今后是否捎到就不知道了

  王福时，王卓著先生的长子，1911年出世。1928年头中结业后到南京陶行知兴办的晓庄师范读书，1931年在东北农学院学习，“九一八事故”，参与反日，逃亡北平，在燕京大学借读，参与反帝大同盟。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插班社会学系，1935年结业。

  据王福时先生回想，斯诺配偶在北平先后住过三处当地:煤渣胡同、海淀燕京大学邻近和铠甲厂13号，即现在建国门内北京火车站的方位。后一居处曾成为斯诺配偶保护革新和咱们聚会的场所。1935年迸发“一二九”，后又有“一二一六”的。那时，学生首领黄华、黄敬、宋黎和等经常在铠甲厂斯诺家聚会，他们也策划推进更多的外国记者把事情的真相向我国和全世界进行报导。1936年产生震动世界的西安事故后，许多逃亡北平的学生和东北人士经常到斯诺家会面，谈论时局。

  1936年10月，斯诺拜访陕北回到北平，把一大堆大包小包交给海伦。海伦当即到一个德国人开的照相馆将几十个胶卷冲刷出来，一同把在江西的旧相片进行了翻印。斯诺一面忙于写作，一面处处开座谈会作陈述。海伦也忙着收拾材料，写文章和核对悉数相片的阐明文字。斯诺很快将收拾出来的一部分英文打字稿交给王福时。王福时拿到了稿子，意识到这批新闻报导和文章十分重要，应该赶快宣布。时刻很急迫，他安排斯诺的秘书郭达、《交际月报》作业人员李放和李华春，一同当即翻译，请东北逃亡北平的学生康德一协助依照陕北带回的原图制作出赤军长征路线图，相片则去虎坊桥邻近一家印刷所制版。咱们通力合作，分秒必争，常常是边翻译边排版边校正，穿插进行。王卓著则安排《东方快报》的印刷工人加班加点活跃尽力合作，于短短的两个月内完成了印刷装订作业。他们将这部译著定名《外国记者西北形象记》，避开北平，以“上海丁丑社”名义，于1937年3月至4月间隐秘出书发行。

  9个月后，胡愈之先生在上海依据英文版翻译出书了《西行漫记》。《外国记者西北形象记》与《西行漫记》略有不同，是节译著，又有不同的内容。《形象记》全书共300页，包含34幅相片，10首赤军歌曲，增加了《西行漫记》所没有的几篇重要文章，其间有与斯诺四次长谈的拜访全文；斯诺在北平的一次演说；译载了美国经济学家韩蔚尔宣布在《亚细亚》杂志上的3篇有关四川红区状况的文章；毛主席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关于《中日问题与西安事故》的说话斯诺把这篇稿子交给王福时并未说到史沫特莱，所以文前没有标明作者，后来才知道此件十分重要，是毛主席托人送给斯诺的。此外，还附载了署名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可以说这本书与《西行漫记》各有所长，珠璧互见。

  《形象记》初次宣布的署名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实为陈云之作。他假托一名随赤军长征的被俘军医，记载下长征的脚印。包含从江西动身，一路经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历时八个月，描绘了沿途所见所闻，屡次战争和包围，翻山涉水，夜行军与急行军，强渡乌江、金沙江和大渡河，举凡官兵风格，军事局势，山川地势，风土人情，军民联络，以及行军中的毛主席、周恩来和其他一些赤军首领，都有板有眼，是记载赤军长征的第一手材料。

  《形象记》所载的34幅有代表性的相片，既有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徐特立、林伯渠等领导人的身影，也有赤军兵士、文工团员、护理等一般人日常日子的写真，加上斯诺配偶精心编写的阐明文字，生动诙谐，赋有情味，出现给其时世界一幅我国人的“新形象”。时隔数十年，今天看来尤为名贵。

  《形象记》书中配发了10首赤军歌曲(包含曲谱)。长久以来，这些赤军歌曲未见其他刊物宣布或持续传唱，或许多已失传。如在陕北庆祝平型关大捷大会上领唱过的《赤军成功远征歌》，歌词多已回想不清。后来，新华出书社在王福时家找到《形象记》，才将歌词弥补完好。

  1936年秋，海伦就想步斯诺后尘，经过封闭，进入陕北苏区采访，然未能如愿，仅有的收成是在西安事故前采访了张学良将军。

  1937年4月，王福时责任担任海伦的翻译，伴随海伦作第2次西北之行。这次没有了张学良将军的协助，海伦冒着极大危险，在西安脱节军警监督，终得进入陕北。在云阳，海伦遭到了彭德怀的热心招待，还邂逅了李伯钊和丁玲。

  第二天，他们参与了有不计其数手拿红缨枪的农人列队参与的“五一”节庆祝大会。王福时还与彭总做了一次乒乓球比武。

  我伴随海伦抵达西安不久，一柳条箱《外国记者西北形象记》也随后抵达。在延安会晤咱们时，我把这本书送给了他。在场的黄敬说，那时他们原本也想出一本类似的书。我和陈翰伯在延安逗留十多天，回西安的路上同萧克将军搭同一辆车。我也把此书送给他一本，他对赤军长征路线图看得特别细心。后来宣布《论持久战》，傍边引证和斯诺关于中日问题的说话，毛选注释阐明是引自《形象记》一书

  在延安的说话记载，经人收拾后交给了王福时。王福时回到北平交给了东北救国会的于毅夫先生。“七七事故”前，这篇题为《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的说话记载宣布在地下刊物《公民之友》上，笔名“王爱华”。别的，王福时还在王卓著主办的《东方快报》上宣布了《从陕北归来》，介绍此行的所见所闻。巴黎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转载了《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

  王卓著与王福时父子掌管翻译出书的《外国记者西北形象记》，在其时的影响是不行轻视的。正如1979年4月，海伦给王福时的信中所说:“能幻想，你所出书的埃德加的书中译著在我国犹如闪电一击，使人们惊醒了”这本书给千千万万青年供给了思维的滋补，许多青年和学生看了《形象记》或《西行漫记》之后，遭到鼓动，纷繁跟着“红星”从五湖四海奔向延安，奔赴抗日前哨。后来，斯诺在《大河对岸》一书中说“当年的年青读者今天与我重逢时，许多已成为我国第二级或第三级领导人了。”

  斯诺和海伦的陕北之行共拍照了三百多张相片，《续西行漫记》和《红尘》两本书详尽记载了这一段阅历。这批陕北红区的相片材料，海伦后来悉数交由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管。

  当笔者拜访王福时先生时，恰值文艺出书社为了留念我国赤军长征成功70周年，将《外国记者西北形象记》更名为《前西行漫记》从头出书。当年掌管翻译此书的青年，今天已是皤然老翁。王福时老先生怀着激动的心境写下重版前语。王老先生收藏的一本很旧的《形象记》与散发着油墨幽香、簇新的《前西行漫记》并排在书架上，两个年代、数十年的岁月在此悄然集聚，一起见证着我国那段特殊的、艰苦卓绝的前史。

  王卓著(1893－1975)，字回波，辽宁抚顺县人。1916年他在奉天读高师时就与少年意气的张学良结识。后王卓著相继结业于北平师范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1928年回沈。刚刚主政东北的张学良得知这位“学问优长、操行高尚、就事亦有气魄”的旧相识学成归来，立刻聘他担任东北大学教授及东三省保安司令部世界问题咨议。张学良还请他担任家庭教师，担任教授张家子女英语和世界知识。

  1933年，张学良录用王卓著为东北大学秘书长，署理校长(校长即张学良)。1941年王卓著以社会贤达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向蒋介石提时政定见而触怒了蒋，这件事之后不久，王卓著开端从商，但一同他并未中止民主活动。1945年他参加民盟并与许德珩等，一起建议树立九三学社，并任第一批九三学社理事之一。在这期间，他一向为设法开释张学良四处奔波。1948年头，他因遭到当局虐待，不得不赴日经商，行前他特意托章士钊捎信给周恩来，清晰说“欲为将来建造、收买物资上尽力。”新我国建立后，他受安排托付，持续留在日本为新我国经济建造服务，做进出口贸易作业。